鄭永年：大型互聯網公司的壟斷與監管

世界自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以互聯網企業為核心的高科技公司呈現快速發展甚至爆炸式發展的大趨勢。互聯網對人類社會所產生的全方位影響是以前所有技術進步都不能比擬的。

互聯網的沖擊

在經濟層面，互聯網把人類帶入了一個全新的信息時代，為人類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同時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類生產活動依附互聯網而生存和發展。

在社會層面，互聯網把傳統基于工業化之上的等級社會迅速轉變為扁平的網絡社會。一方面，由于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問診等商業形態的出現，傳統上處于劣勢的一些社會群體（如居住在偏遠農村的居民）所處的不平等地位得到一定改善，但另一方面，因為財富和收入差異越來越大，網絡社會變得越來越具有等級性，越來越不平等。

在政治層面，互聯網促成人類社會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基于“一人一票”之上的政治平等，即人人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實現某種形式和程度的政治參與，但同時也正因為互聯網有效擴展了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度，從而導致民粹主義泛濫，政治參與過度甚至畸形，傳統政黨政治處于解體過程之中。

在文化層面，大眾文化在快速取代傳統的精英文化。精英主導的傳統媒體在社交媒體面前紛紛敗下陣來，人們不再相信精英，不再相信“事實”和“真相”，而“后真相”和“后事實”占據和主導了日常文化生活。社交媒體也導致了傳統價值觀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的碎片化和價值的虛無。

在國際層面，互聯網產生了兩個層面的效應。在第一個層面，互聯網有效推動著全球化，促成所謂的普世價值和地方價值的沖突，認同政治因此泛濫起來。在第二個層面，如果認同政治在一個社會的內部表現為民粹主義，那么民粹主義的外部表現就是民族主義。無論是民粹主義還是民族主義都表現為非理性，催生和加深著國家間的沖突。

互聯網所帶來的所有這些深刻的變化沖擊著人類社會的現存秩序，無論是內部秩序還是國際秩序。人們意識到，所有這些變化不可避免，問題并不在于是否接受這些變化，而在于如何使得這些變化可以管理和掌控，使得人類有足夠的時間和能力重塑信息時代的秩序。

重塑信息時代的秩序

各國已經開始采取行動來適應、應對、管控互聯網所帶來的變化。不管什么樣的行動，最終都是為了確立信息時代的監管體系。歷史地看，人類社會花了很長時間為工業化時代確立了一套監管體系。現在也是時候開始確立一套適用于互聯網時代的監管體系了。

盡管互聯網企業主要集中在美國和中國，但歐洲已經率先制定互聯網行為規則。歐洲僅僅是互聯網的使用者，不過，歐洲利用其“使用者”的權力或者市場的力量正在力爭互聯網時代的話語權。2018年5月25日，歐盟制定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簡稱GDPR）正式生效，使得對于個人信息的保護及監管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堪稱史上最嚴格的數據保護法案。

2020年12月15日，歐盟公布了兩項重磅立法提案，分別是《數字服務法》（DSA）和《數字市場法》（DMA），以采取“不對稱規則”監管“門戶型”大型互聯網平臺，主要針對的是來自美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這些平臺企業需要采取更多措施管控在線服務，保證跨境數字服務平穩運行。這兩項法案給大型互聯網公司造成的影響可能會比GDPR產生的更大。

美國是地地道道的互聯網霸權國家，也一直是互聯網規則和標準的制定者。無論從哪一個方面來說，美國從互聯網發展過程中所獲得的利益都不是其他任何國家或者國家組合能比擬的。正因為如此，美國一直為互聯網的發展提供最為寬松的政治環境。但鑒于大型互聯網公司尤其是社交媒體對政治的影響，美國已經開始積極立法，試圖對大型互聯網公司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管體系，美國曾陸續頒布超過130項互聯網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規，被認為是擁有互聯網法律最多和最重視互聯網管理的國家之一。奧巴馬在任期間，美國國土安全部設立“社交網絡監控中心”，專門監控Facebook（臉書）、Twitter等社交媒體信息。

中國也需要信息時代的監管體系

中國也不可避免要對大型互聯網公司確立一套監管體系，因為中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也在產生著類似美國大型互聯網公司的影響，所不同的只是方式和程度而已。在確立監管體系方面，中國和美國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考量。但是，中國很難，也不應當仿照美國或歐洲的監管體系，因為在互聯網發展進程中，中國處于和美國、歐洲不同的地位。

歐洲本身（也包括日本）沒有發展出強大的互聯網公司，處于守勢，因此其監管體系反映的是歐洲的防守型地位。美國是互聯網霸權國家，其監管體系既要考慮到監管功能，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到維持霸權地位，遏制來自他國（即中國）的挑戰。

中國則不同。和歐洲相比，中國擁有諸多龐大的互聯網公司，因此在制定互聯網規則上至少在理論上擁有更大、更多的話語權。不過，和美國相比，中國仍然處于劣勢地位。如果說美國的互聯網行業面臨的是健康發展的問題，那么中國的互聯網行業則面臨的是生存危機，因為互聯網的大部分原創技術仍然來自美國，而中國互聯網更多的是基于美國原創技術之上的應用。因此，對中國來說，發展還是硬道理，監管體系不僅需要考慮互聯網行業的健康發展，更需要考慮生存發展問題。

早期，各國政府基本上抱著“摸著石頭過河”的態度，采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即最低限度的“不干預”政策和最高程度的支持性政策。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是西方諸國的主導性經濟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互聯網領域表現得尤其顯著。在“不干預”政策下，互聯網產業很長一段時間幾乎是處于“無政府”狀態，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可以描述互聯網領域的競爭。實際上，就政府政策來說，這個狀態直到今天仍然在延續。對一個特定互聯網公司的制約更多是來自其他公司，而非來自政府。沒有任何有效的政府政策可以決定互聯網公司的產生、生存和發展。

中國互聯網的發展也和政府的寬松政策分不開。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行計劃經濟。在放棄了計劃經濟模式之后，政府逐漸放松了對經濟的管制。互聯網產業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政府意識到了新科技對國家的重要性，不僅容許其發展，還給予了有效的政策支持。同時，互聯網的“分權”屬性也決定了民營企業在這一領域的競爭優勢。

在中國，幾乎所有大型互聯網科技公司都屬于“民營經濟”范疇，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除了互聯網，重要的技術型公司大多屬于“國有經濟”。政府的寬容政策也導致了中國互聯網領域的激烈競爭，也使得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了相當的競爭能力。

一種新技術的產生對原有社會的影響往往是“毀滅性”的。經濟學家熊彼特解釋資本主義的一個概念即“創造性破壞”，用到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再合適不過了。

作為一種新技術，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首先體現在經濟方面。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高科技產業不僅為各國創造了巨量的財富，也對各國的經濟形態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在經濟形態方面，互聯網的影響是顯見的。一些產業因為互聯網公司的興起而衰落，而另一些產業因為技術賦能而得到發展。在現有的產業中，幾乎沒有一個產業與互聯網沒有關聯。“+互聯網”或者“互聯網+”成為產業的常態。互聯網幾乎成為“生產力”或者“生產效率”的代名詞。

但在財富方面，互聯網公司的經濟效應則轉向了“負面”，即互聯網公司大大加速了社會的財富分配速度。作為一種新的技術形態和經濟形態，互聯網為人類創造巨量財富的同時也促成了社會財富迅速向高科技領域集中。互聯網的發展剛好和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超級全球化”[1]重合。實際上，正是互聯網和全球化兩者之間的互相強化造就了超級全球化。超級全球化導致了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導致全球范圍內的資源有效配置，從而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力，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財富。新冠疫情期間，幾乎所有的經濟領域都受到重創，唯獨互聯網公司不僅沒有受到負面的影響，反而加快崛起。

在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也對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產生著深刻的影響。中國對大型互聯網公司進行反壟斷似乎勢在必行。不過，在思考反壟斷的時候，更需要回答一個根本問題，即中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發展。無論是歐洲的經驗還是美國的經驗都對中國有參照意義，但簡單地照抄照搬他國的經驗會導致顛覆性錯誤。原因很簡單，和美國相比，中國互聯網公司面臨全然不同的國內國際環境。

中國互聯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

概括地說，中國大型互聯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基本上取決于兩大要素，即中美競爭國際大環境和大型互聯網公司的治理制度，一個是外部環境，一個是內部環境。在今后很長的一段歷史時間里，外部環境甚至比內部環境更為重要。說到底，互聯網公司的外部競爭能力基本上決定了內部的可持續發展能力。道理很簡單。盡管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大型互聯網公司，但這些公司基本上還屬于技術應用類型，缺少原創性技術。

人們總是說，這個世界上互聯網只有中美兩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如此，因為如前面所說，其他發達經濟體包括歐洲和日本并沒有發展出強大的互聯網公司。但“只有中美兩家”這話并不是說中國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可以和美國的互聯網公司競爭了。互聯網公司的大多數原創性技術來自美國，中國是將美國技術進行應用或者改進。

對中國的大型互聯網公司來說，還面臨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可以從近年來美國組織國際力量圍堵華為的過程中看出。華為是中國最好的高科技公司，但仍然有相當一部分關鍵技術依賴進口。美國政府不僅禁止自己的公司向華為提供產品，而且也迫使其他西方國家停止向華為供應產品。因此，在美國的圍堵下，華為今天面臨巨大的困難。

實際上，如果中美陷入美蘇那樣的冷戰，而美國不顧一切圍堵中國，和中國搞科技脫鉤，那么就有可能癱瘓中國互聯網。例如手機的安卓操作系統和蘋果iOS系統、電腦的Windows系統等都是美國控制的，眾多的應用程序也是美西方控制的。不僅是技術控制，更難以改變的是生態控制。一旦脫鉤，中國互聯網即使生存下來了，也很有可能變成內聯網。美西方不僅壟斷了大多數互聯網技術，而且也是標準的制定者。這說明，中國的互聯網一旦走出國門，那么就要接受美國的標準。美國動用了那么大的人財物力來圍堵華為，就是恐懼華為成為世界標準或者華為在制定世界標準上擁有話語權。

這種現狀決定了無論是反壟斷還是監管，中國并沒有明確的答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我們必須理性地考量很多問題。